《长津湖》总监制黄建新：如何制作中国影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电影

黄建新的转身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1.10.4总第1015期《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长津湖》的总监制，黄建新很在乎观众的观感。几场点映之后，他都会问问身边看过的人：“你觉得电影里的战争场面怎么样？会不会觉得太残酷？”

《长津湖》由三位导演联手执导，而黄建新算得上幕后的操盘手。他是导演出身，数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他制作的电影风格经历了巨大改变。从前卫、讽喻的“先锋三部曲”，到描写普通人面对社会环境时微妙状态的“城市三部曲”，再到商业主旋律电影的金牌监制，黄建新所涉及的电影题材和拍摄手法，早就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一变再变。他拍摄过至今仍令影迷称道的《黑炮事件》，也拍摄过更广为人知的《建国大业》。对于这种转变，他有自己的解释。

大制作电影里穿针引线的人

最近这一年，黄建新的主要工作就是做《长津湖》的总监制。这部被总制片人于冬称为“中国电影史上投资规模、制作规模最大”的一部电影，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中朝鲜战场东线长津湖战役的过程。黄建新希望通过逼真的大制作效果，直接还原战争的残酷。

在他看来，2021年由他导演的另一部主旋律影片《1921》是寻求诗意化表达的电影，依靠着强烈的情感驱动来吸引观众。而《长津湖》是从一个普通士兵，一群普通人的视角切入，通过宏大的背景和历史性的表达以及普通人与历史人物的相遇，将整个战争场景呈现出来。

《长津湖》的剧本在2019年已经写好，这一年年底已经在辽宁丹东建组，但因为疫情原因不得不撤回，拖到2020年10月才重启拍摄。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执导。

这种“联合拍摄”并非每人负责一个小故事或者某一个视角，而是由陈凯歌负责整体基调的把握，徐克负责高潮戏，林超贤负责打戏和动作戏，在这一基础上，把所有的故事连缀起来成了黄建新本人最大的责任。他的方法，是通过剧本文学创作的方式将三个人负责的情节串联起来。有一场戏，是易烊千玺饰演的伍万里在全连战士面前写检讨，剧本就通过让黄轩饰演的毛岸英在此时到连队传递信息的方式，将一个人、一支队伍在战争中的命运和角色，与历史人物产生交集，从而融入整个的大历史讲述之中，也串联起了单独的故事和此后的动作场面。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情感呼应引发观众的共情，比如，胡军饰演的“雷公”在战争中的命运就与他的身世、他和同伴的关系前后串联在了一起，也体现在他前后的台词之中。

近几年来，黄建新最在意的，也是他最想推动的一件事就是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规模。某种程度上说，《长津湖》算是让他得以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想法。《长津湖》幕后工作人员高达1.2万人，光司机就有900多人，最多的时候需要考虑100多辆车的停放问题和7000多人的吃饭问题。拍摄过程中使用的技术公司有八十多家，包括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的诸多公司。光一个“仁川登陆”的镜头制作时间就长达10个多月，几乎贯穿电影拍摄时间的始终。最终呈现的电影效果让黄建新觉得满意。

也怀念“小”一点的电影

黄建新曾分析，他所属的“第五代”导演和以往整个电影史里的导演都不同，他们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反而没有受到制约，拥有了自由生长的思想。而他早期的经历也恰好说明了这一切。

1977年开始，23岁的黄建新刚刚从军队复员，到西北大学新闻进修班学习，此前他在西安卫生教育宣传馆干了一年的摄影师。进修结束后恰逢“文革”结束，黄建新如愿考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简称“西影厂”)，从编辑组的外稿编译工作做起，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剧本。此时导演艾水看中了会写文章又会拍摄的黄建新，将他调去摄影组做场记。

“西影厂”是20世纪80年代电影导演的摇篮，1983年，导演吴天明担任厂长后，开始大量厂内提拔新人导演，同时也邀请属于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为“西影厂”拍摄电影。从学徒、场记、副导演一步步做起的黄建新也在这个颇受瞩目的“新人”之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建新根据张贤亮的小说，拍出了反映知识分子处境、颇具讽喻性的《黑炮事件》，斩获多项电影大奖，也初步奠定了他在“第五代”导演中的风格和定位。而同一时期，“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等一大批中国电影也在国际上获得了荣誉。

第一次的成功让黄建新拿出了一个更加大胆、超前的想法——拍摄一部关于机器人和人类异化的科幻电影《错位》，但由于太过前卫，电影上映后口碑并不太好。1990年前后，黄建新到澳大利亚短暂讲学和交流，回国后，他发现“一切向钱看”成了社会思潮，曾经在文化上颇有优越感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因为缺少金钱思维面临尴尬的处境，想要通过电影研究这样的社会现实，他将邓刚的小说《左邻右舍》改编成《站直啰，别趴下》，此后执导了同样表现文化人窘境的《背靠背，脸对脸》和通过驾校空间反映城市生活的《红灯停、绿灯行》，同样受到舆论和观众的喜爱，形成了经典的“城市三部曲”。

如今说起这些，黄建新偶尔还是会怀念过去那些“小”一点的、反映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生活的电影。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网友在微博给他留言，提出对《背靠背，脸对脸》的喜爱，仿佛这不是一部30年前的老电影。“这样的电影抓住了核心和本质，也许艺术形式没有这么新，但是它们有灵魂。”黄建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商业化时代的历史选择

但自由生长的时间没有持续多久，20世纪90年代中期，观众和学界猛然发现，在上一个十年里大放异彩的中国电影开始整体面临思想性缺失、现实指涉不足的严重问题，并且普遍出现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当中。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的一篇名为《试论华语电影的思想性危机》的学术论文中提到，在那一时期，何平的《炮打双灯》，黄建新的《五魁》，陈凯歌的《风月》，都遭受过类似的批评。

在思想性遭遇危机的同时，商业化时代和外国大片的冲击也来了。1995年，以《真实的谎言》为代表的十部外国进口大片以分账的形式进入中国上映，引发观看热潮，重创了中国本土的电影产业。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黄建新对这种冲击印象深刻，他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段时间电影院票房惨淡，很多电影院只能改成录像厅和茶座，KTV、电视剧等新的娱乐形式的流行也让电影行业雪上加霜。

当他看到人们排队观看外国电影的时候，他感到首先得用商业和工业的方法把中国电影业养大，才谈得上养活产业里的所有人，谈得上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双轨发展。于是，在继续尝试拍摄“黄建新风格”电影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逐步尝试监制工作。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应激反应”让他开始从作者性电影转型，开始研究起大制作的作品。

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合作的增多让黄建新和他的“第五代”同行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国际化商业大片的探索。通过与海外电影人交流合作，黄建新开始学习国外先进的电影大制作经验，2003年，黄建新为昆汀的《杀死比尔2》担了监制，和好莱坞的团队一起工作，作为中方监制帮助团队拍摄中国戏份。后来他监制张之亮的《墨攻》，是他第一次实践好莱坞模式的监制经验，有一段时间他一年能监制五六部电影。

2009年，黄建新应邀和在北京电影学院一起进修过的老同学、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共同执导了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电影《建国大业》，通过数百位明星参演和个性化的历史人物描绘，成为主旋律影片中的“爆款”。此后《建党大业》《建军大业》在票房上延续了类似的成功，并创造出一个新的献礼片形式，从此，黄建新在观众眼中正式成为“商业大片”“献礼大片”的金牌监制。

黄建新如今已经67岁，在他看来，自己经历过的变化是时代的推动，也是自己的选择，因为很多问题他已经不想再用老的语境，旧的电影语言去重述。近些年，他发现技术的革新可以重新塑造电影语言，这让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技术迷。他刚刚研究了一台100多英寸的液晶电视，想着如果把小众的文艺片放在这样私密、清晰的屏幕上去看，人们就可以在家里安静地欣赏文艺片。他欣赏詹姆斯·卡梅隆那样可以驾驭各种题材和电影技术的大片导演，和诺兰就《敦刻尔克》的战争拍摄有过交流，连年轻人喜欢的“剧本杀”和电影的关系，他也能谈得津津有味。他把技术与电影语言的革新也运用在了《长津湖》里，比如其中有一个美军轰炸的场景，屏幕的颤抖和观众体验到的恐惧感的结合就是类似的实验。

黄建新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从他的视角来看，当今的时代，电影导演具有更多的商业机会。1987年，黄建新正在筹备其“先锋三部曲”的第三部《轮回》时，突然就接到“因经济形势不好”要求他立刻停止的通知，最后是导演谢飞到西影厂帮他求了情，第二年电影计划才慢慢重启。所以，黄建新说他不害怕电影制作过程中遇到等待和挫折，因为这些在他拍摄《黑炮事件》《轮回》的时代都经历过。现在，有针对年轻导演的创投机会，也有让成熟导演发挥的商业大片，他想做的或许就是在电影工业化之路上继续下去，他着手的那些项目——主旋律与战争题材——或许是当下能让他实现这一切的最合适选择。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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