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桐：思辨与成长，是我一生的命题

电视剧《觉醒年代》、电影《红船》等作品中诠释李大钊；最怀念接演《亮剑》前那段“北漂”时光

张桐 思辨与成长，是我一生的命题

四十岁这一年，张桐终于成了一名“知名男演员”。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让无数观众亲切地称呼其为“守常先生”；大量粉丝慕名前去观看他的话剧巡演，并在台下为“大钊先生”喝彩。而在白玉兰奖错失入围后，#张桐没入围 离谱#的话题空降热搜前三，观众不惜用溢美之词，将其奉为“演技教科书”的遗珠。

出道近20年，拍摄过40余部作品，拿过飞天奖优秀男演员，但吊诡地经历着一夜盛赞。张桐冷静地旁观这一切的发生；更准确地说，他似乎极力想要婉拒这些谬赏。“观众的厚爱，我都心领了，很感动，但是我受不起。演技教科书是前辈、老师们的事，我只是一名学生，而且永远是一名学生。”

看似过分自谦的回答，在张桐全程低沉、严肃，且讲求逻辑自洽的对话中，形成极具思辨高度的话语场。

“我感谢观众对我的喜爱，但我觉得这份荣誉是属于大钊先生的。演员张桐只是一个载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流量我不敢掠美。这些流量应该给予大钊先生和那些革命先烈。”

1 全程摸索，只为让李大钊更真实鲜活

李大钊的精神，在拍摄至今的几年中，持续影响着张桐。“饰演大钊先生，我是受教的。我们也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词汇指责我们。如今我会先反观自己，我是用哪一种道德来约束自己？”

“我拍戏这么多年，《觉醒年代》每一场戏，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但实际上，张桐曾多次婉拒《觉醒年代》的邀约。

李大钊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历史人物，而张桐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学校课本的寥寥数语。在剧组打电话邀约、导演面见、试戏试妆的每个阶段，张桐都在反复思忖，怎样才能通过表演，让这个人物既符合历史，又真实鲜活？

“太难了。”张桐坦言。

直到和剧组主创就人物创作、拍摄进行了深度探讨，张桐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

而这也是一个让张桐倍感珍惜的剧组——导演张永新拥有清晰的创作理念：“堂堂正正叙事，踏踏实实讲人”。拍摄中，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没有所谓的“一言堂”。“像这种(剧组)全情付出的戏，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张桐也把自己的灵魂毫无保留地敞开，去迎接另一个灵魂的到来。但基础功课对张桐而言，似乎远远不够。历史记载中的李大钊温文尔雅，骨子里却充满民族激情。前一场戏需要“平实踏实”，后一场戏却“大义凛然”。如何将这些概念化的词汇，一帧帧呈现于观众面前？

他列举了与先生“共同经历”的“亢慕义斋”宣讲、《共产党宣言》颁布、“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生登上长城极目远眺……是每一段戏的层层叠加，助推他一步步走近先生。直到最后一场戏，他和整个剧组都仍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李大钊的精神，却在拍摄至今的几年中，持续影响着张桐。剧中，李大钊曾与毛泽东于北大红楼探讨“何为道德”。李大钊回答道：道德是用来律己的，不是用来责人的；道德是用来躬行实践的，不是在嘴里空喊的。张桐的脑海中，时常与先生重复着这一场时空相叠的对话。“饰演大钊先生，我是受教的。我们也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词汇指责我们。如今我会先反观自己，我用哪种道德来约束自己？”

《觉醒年代》后，张桐先后在电视剧《光荣与梦想》、电影《红船》中饰演李大钊。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剧本均被张桐婉拒了。“我是有私心的。”张桐说。《觉醒年代》对李大钊的铺墨在1921年戛然而止，而《光荣与梦想》将其拍到了1927年。张桐希望把大钊先生的影像人生，尽量铺陈完整。“现在这个阶段，我不想再重复去触碰这个角色了。”

2 天生“反骨”，渴求思辨的“怪胎”

是否对当年冲动退学有过懊悔与反思？“懊悔过。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挫折和经历，我可能到死，也不会多层角度去看待自己。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摔倒了，爬起来，总结经验，完成自己吗？”

1999年的夏天，张桐考上了南开大学计算机系。偶然一次机会，在军事学院听了一堂名为“论青年人的人生价值”的演讲。讲座结束后，张桐一夜未眠。“我才19岁，我的未来就只能这样？大学毕业，结婚成家，找一份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冥冥之中，张桐心怀不甘。

与其说，自我思辨是张桐与生俱来的天赋，其中也不乏与传统对抗的少年叛逆。张桐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从他记事起，家里举行家族聚会时，爷爷为尊，以张桐父亲为代表的父辈都要按规矩入席，子孙一辈需要遵循的规矩更多。

但张桐却天生“反骨”。他迫切地、不惜一切地，想要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2000年他自作主张从南开大学退学，选择出国见识更多思想交锋。几乎是临时被“通知”的父母，带着失望、愤怒、不解，与儿子爆发了长时间的争吵，但最终也只能妥协。他们卖了家里的房子，供儿子出国留学。

张桐阴差阳错地去了法国，在里昂戏剧学院接触到表演，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无数看问题的角度，每个人的方式方法都截然不同。但，“为什么每个人又都笃定自己是对的？为什么我的很多想法在别人眼中是错的？”

一时间，他成为群体中的“怪胎”。当他抛出这些问题，只能得到：“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他开始转求于书本寻找答案。在大量拜读哲学、国学书籍后，他惊喜地发现，原来不止他会面临这些困惑，即便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大家，也会追问一些看似“虚无缥缈”的问题。“原来我不是‘怪胎’，只是和别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当记者问及，是否对当年冲动退学有过懊悔与反思？张桐顿了一下，“懊悔过。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挫折和经历，我可能到死，也不会多层角度去看待自己。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摔倒了，爬起来，总结经验，完成自己吗？”

3 一年半的朝不保夕，等来了《亮剑》

张桐有时会怀念《亮剑》前那段无拘无束、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务实”。

思想的丰盈，却无法违背生活的苟且。远走两年后，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为了照顾父母，张桐黯然回国，带着几百块钱成了一名“北漂”演员。

那时，他在大兴黄村合租了一间地下室，每月80块钱租金。早上6点，他便蹲在北影厂门口等待机会。当一天群众演员，可以赚到20块钱，张桐只能吃很便宜的面。

没有戏拍的时候，张桐就跟大爷下棋、唠嗑；和街边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每个人想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这太有意思了”。有时，他还会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或者早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张桐有时也会怀念那段无拘无束、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务实”。

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直到他遇到了电视剧《亮剑》中的魏和尚一角。剧组即将开机，他阴差阳错地最后一个敲开导演的门。导演问他会不会功夫，他硬着头皮说“会！”想都没想地向导演伸了下拳头。这其实是他仅会的几招。自信、懵懂，甚至略有莽撞的气质，让他赶上了这趟“末班车”。

而一切，似乎都在《亮剑》的热播后，变得好了起来。此后四年，他拍了至少12部作品。“它更像是一种游戏，我越来越看重能不能玩得爽，能不能玩得跟以前不一样。”

4 在“被虚荣”与自我挣扎中警觉

《觉醒年代》播出后，他约三五好友，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我有啥形象？我也是个人，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

今年5月底，张桐正在上海出演话剧《雷经天》。前一天排练至凌晨两点，第二天一大早，张桐朦胧中听到手机不停地振动，许多朋友发来了“慰问”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天，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示了入围名单，张桐没有入围任何奖项。

大量观众的意难平，似乎已超过任何奖项的认可。张桐是意外的，感动的，感谢的。但他却不敢把这样一份喜爱，掠美为张桐个人的“流量”。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觉醒年代》播出后，张桐确实变得愈发忙碌起来——与《觉醒年代》剧组一起参加各类研讨会、宣传活动，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接演新剧本……

这种感觉对张桐并不陌生。《亮剑》播出后，他也曾体验过“红”。那时他对“红”的理解就是走在街上会被人认出来，戏约越来越多，再也不用租住在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但温饱解决后，冷静下来的张桐也很快开始拒绝这种“红”。越来越多的人会要求他，“你得穿得得体一点儿了”，“对我来说，那样很假。”有段时间，张桐总是在“被虚荣”与自我挣扎中彷徨。但他坚定不移地选择后者。正如《觉醒年代》播出后，张桐也依旧穿着大背心，约三五好友，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朋友调侃他，“你注意点儿形象！”张桐笑道，“我有啥形象？我也是个人，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

“我更愿意活出一个真实的我。也不想去骗大家，告诉你们张桐是一个多么精致生活的人。我就是很随性。”

新鲜问答

娱乐被商业化后，对演员、对行业是恐怖的

新京报：近几年影视市场逐渐以流量当道，也出现很多乱象。在你出道的十几年间，曾经有过突破个人原则，让你感到失望或矛盾的事情吗？

张桐：有，而且冲击蛮大的。因为我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接触到的观念是，你把你的戏演好，你把你的人做好，然后你就靠着这个不断地去发展。这是被我们当做真理的一套价值体系。

但最近五六年，这种观念转变得让我觉得毛骨悚然，就是所谓资本的介入，所谓流量概念的引入，变成了一个纯商品化的娱乐。这种商品化是建立在追捧的热度上，在于炒作。

那么演员沦为这种被追捧的价值载体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恐惧。因为你强调这部分，那么另外的两部分“好好做人”“好好演戏”，势必会被无限制地降低。以往抱有这种价值的人，一定会茫然而无所适从。这是对于整个行业的冲击和摧毁，是一个很恐怖的事。

新京报：你会不理解当下很多年轻艺人，一夜爆红之后，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后被流量裹挟而失去自我这个现象吗？

张桐：我非常理解，毕竟我也是从二十多岁过来的。但我只是觉得，那种生活会让我有一种警醒意识——那种生活对于张桐来说，是否真实？好比我是一根草绳，只不过你绑到了螃蟹上，大家会对你有过高的期望。但是，你本身就是一根草绳。

我很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也很清楚我的来源是哪儿，我不会说因为拍了一部戏，成了公众人物，就变得不再是一个平常的人了。我依然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