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陆》：一座关于和平的纪念碑

《奥斯陆》：一座关于和平的纪念碑

冯新平

世人对持续几十年的巴以冲突好像已变得麻木不仁，只有当暴力和流血事件升级时，国际社会才会采取行动。也许现在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举行另一次和谈的时候了。美国HBO公司5月29日推出的《奥斯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及时和应景的一部电影。这部根据J·T·罗杰斯2017年托尼奖同名舞台剧改编的作品，讲述了1992年至1993年期间，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过秘密谈判达成奥斯陆协议的故事。虽然这些协议没有带来持久的和平，但它们仍然是一座纪念碑。它表明当人们走到一起并开始交谈时，就会有好事发生。这是一个需要被讲述和重述的故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影片《奥斯陆》结束时的新闻录像显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白宫草坪上见证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历史性的握手。这一里程碑的时刻标志着两个势不两立的对手首次承认了彼此的合法性。但正如戏剧《奥斯陆》2016年在纽约林肯中心剧院首演时提醒观众的那样，《奥斯陆协定》与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它是由一对无党派的挪威夫妇从中斡旋促成的。这不仅为深入审视双方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立视角，而且还暗示冲突不能从外部强加解决而必须由双方自己达成。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为双方提供空间和时间来了解彼此，并在一个没有公共压力的环境中逐渐打破他们之间的障碍。这正是法福基金会智库主任特耶·罗德·拉森（安德鲁·斯科特饰）和其作为挪威外交部初级官员的妻子莫娜·尤尔（露丝·威尔森饰），绕过外交程序、开辟秘密渠道、远离媒体所提供的东西。

将一出戏从舞台搬到银幕是一件颇具挑战的事情。编剧罗杰斯从其三小时的获奖原剧中删去近三分之一的内容，这虽然不可避免地牺牲了一些精彩的场面，但增加的情节却使得影片的逻辑更为充分合理，视听效果也更为引人入胜。如身上沾满炸弹爆炸尘土的莫娜走在加沙街道上，目睹了两个年轻人徒劳无功的行动。他们一个是以色列士兵，一个是巴勒斯坦平民。这一经历强化了她促使双方走到一起的动力。频繁的机场接机和沿海公路中的驱车飞驰，又为所需的秘密行动增添了分量。双方代表雪地森林小径上的散步和谈话，不但缓和了室内剑拔弩张的气氛，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将观众吸引其中的温暖感觉。与紧锣密鼓的会谈相映成趣的是莫娜和特耶的关系状况。一个场景中，他以妻子的灵魂发誓说了一个大胆的谎言；另一个场景中，如果他不给外交官们足够的谈判空间，她就威胁与他离婚。

作为基本上是一部发生在室内、以对话为主的影片，让观众对会议桌上争论不休的人们及其争论内容产生兴趣，就更为不易。托尼奖戏剧导演巴特莱特·谢尔在其电影处女作中，没有将角色塑造成阐释政策和伸张正义的传声筒，而是将暗示他们个性的对话纳入其中。巴解组织经济学家艾哈迈德·库雷的狡黠与多变让人目不转睛，以色列外交部长乌里·萨维尔有些摇滚明星的味道。马克思主义者哈桑·阿斯福尔则一面愉快地品尝挪威华夫饼，一面愤然拒绝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建构。他们有时大喊大叫，有时大吵大闹，有时又爆发出一阵笑声。双方经常回过头来撕毁最新的草案，在冒犯或愤怒的情况下拍打对方。而一旁焦急徘徊的莫娜和特耶则好似紧张的父母担心孩子们的派对变成一场难以收拾的游戏。这是一部让你自始至终保持紧张并处于座位边缘的电影。每当有人冲出房间，你会忍不住喘气。每当争论变得私人化时，你不禁担忧起来。当事情似乎开始分崩离析时，你又会垂头丧气。谈判一直在崩溃的边缘进行，但双方都同意将美国人蒙在鼓里。

影片的一些场景中，视觉语言的修饰也意味深长。如跟踪以色列外交部长踱步的镜头，捕捉到房间幽闭紧张的氛围；代表们站在瓷砖地板上的重复俯视镜头，凸显的是彼此对峙的意味，唇枪舌剑中的几个圆桌镜头也颇为醒目。断续闪回莫娜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经历时，镜头放慢，颜色冲淡，如梦如幻中既有个人的创伤，也有战争的残酷。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窗户敞开，空荡荡的谈判桌沐浴在柔和的阳光下，暗示老死不相往来的宿敌也有握手言和、彼此理解的可能。而影片间或夸张的灯光运用也一样颇有成效，观众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却看不清他们的表情。这种有意为之的戏剧性元素表明：谁在说话并不重要，说什么才是关键所在。这使得现实中很普通的场景既有电影感，又有观赏性。

以色列法律顾问认为犹太国家寻求的是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而巴解组织财政部长则坚持要求对方接受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官方声音。根本的分歧仍然是：一方认为他们在自愿缩小自己的国土面积，而另一方则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归还，而不是放弃曾属于他们的东西。要想厘清这个至今都难以破解的僵局，需详细分析双方的种种选择和决定，也需找寻各自精心编织的外交织锦上的裂痕。这样的任务即便是全景式的纪录片也都难以完成，更何况区区一部两小时左右的剧情片。《奥斯陆》因种种原因遭人诟病，如略过巴勒斯坦人的起义原因，回避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的经过，呈现以色列士兵的生存状态，而被其杀害的巴勒斯坦少年却湮没无闻。有人甚至根据西方对近期以巴冲突的新闻报道偏向于淡化以色列军队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几十名儿童）伤亡的事实，认定这部影片犹如一个预先设定故事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这部电影对巴以和谈的描述却是引人入胜和发人深省的。它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导致冲突的种种因素因战争、殖民主义和大屠杀而进一步激化。它给予人们一种希望，即，就算是世界上最不可调和的局面，也可以通过谈判获得相对圆满的解决；它也凸显了一种观点，即，和谈的成功是各方合力的成就，而不是某种力量主宰下的结果。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殖民主义思维，而且也说明了行动主义应该有的一切。它给置身事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细微的信息，即，他们的作用是支持、促进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缓和局势。整体而言，由于没有对关键问题展开有意义的讨论，电影《奥斯陆》相较五年前的同名戏剧并没有出色很多。影片中乌里对艾哈迈德说：“我们的人民生活在过去。让我们找到一种活在当下的方法。”但是怎么做呢？《奥斯陆》没有给出答案。